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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吕雅萱

发于2026.2.9总第1224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“协会一直叫我交19800元当副会长，甚至让我交4万多元当常务副会长。”近日  ，在西南某省份从事机械行业的企业主周建平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讲述他加入行业协会后的经历  。2021年
，为方便组织专家做科技成果评鉴
，他加入了省内一个施工行业协会 ，身份只是普通会员
，每年会费600元
。在随后的四年里
，他频繁遇到以职务晋升为名的高额收费游说
。

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
、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，行业协会商会本是连接政府 、企业与市场的桥梁 。但现实中 ，一些协会由于生存能力不足
、综合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

，逐渐偏离成立初衷，乱收费
、乱摊派等问题时有发生  ，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
。

2026年1月

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北京举行
。全会公报指出：“继续起底清理，深化整治金融 、国企 、能源

、教育、学会协会  、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 。 
”对比去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  ，学会协会成为重点整治腐败的新增领域 。

泛公权力寻租

“先去找即时配送协会备案

，才可以办理

。
”

这是成都多家外卖企业，在向交管部门申请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  ，得到的统一答复。

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
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曾下发文件
，将“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 ”设定为快递

、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  。按照这一要求 ，5家企业为3807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上牌手续时
，不得不经历提交承诺书、上传实车照片等烦琐流程

。即时配送协会并非行政机关
，却站在了行政审批链条的入口位置。

徐家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，学会协会不是行政机关 ，但政府部门会将一些事项授权或委托给学会协会

，使这些社会组织在资质管理  、行业准入等方面拥有准行政权力  。学会协会的腐败，正是利用这种准行政权力谋利

。

学会协会的腐败方式多种多样  ，一类是部分协会对企业“设卡 
”

，将审核变成收费项目。在上述成都案例中，协会秘书长何某按每辆车120元的标准向企业索要费用  ，却不提供任何收费凭证  。一家企业起初拒绝缴费

，僵持一个多月后，不得已妥协交了7.2万元  ，又等待一个多月才将所有电动自行车的备案办理完
。

李智伟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
，研究方向为腐败与社会治理
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，学会协会人员掌握的是“泛公权力
” ，区别于传统官员直接受贿
，学会协会人员通常以“转几道弯 ”的方式谋取私利
，属于新型隐性腐败 。李智伟曾研究过辅警腐败问题 ，他认为二者有相似性 ，“辅警不是公务员

，但在司法中有大量辅警被纪委监委调查并判刑的案例，学会协会人员也是同理 
”
。

在学会协会中  ，另一种利用泛公权力谋取私利的情形是

，退休官员进入行业协会任职，凭借原有行政资源和人脉关系影响决策  ，将协会打造为隐性利益的输送渠道
。

沈某某是某部委原司长

，2014年，60岁的他当选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理事会会长 。法院查明  ，2013年至2021年
，沈某某利用职务便利
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办物业博览会

、提升物业企业排名、协调经营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 ，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1424万余元 。

李智伟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7年到2022年被查官员通报
，发现携带学会  、协会职务的被查官员有40名

。他分析称
，“官会一体”现象普遍存在。比如2019年被查的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某某 ，退休后转任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会长；2020年被查的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某某 ，兼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 。40名被查官员所涉协会的行业集中于资源富集
、行政审批密集
、专业性强的领域

，如检验检测 、科学技术

。

针对退休干部问题，2015年  ，中共中央办公厅
、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

，明确要求领导干部退(离)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。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时规定，退(离)休干部到协会兼职不得领取社会团体报酬  。

但徐家良调研发现  ，一些地方协会仍然以补贴名义变相给退休干部发放报酬

。重庆北碚区纪委监委2021年曾公开通报

，一名区住建部门副调研员退休后担任当地建筑业协会秘书长期间，先后以自己或亲戚名义从协会违规领取工资
、奖金等报酬近8万元。

学会协会的第三类腐败方式  ，与其定位有关  。从功能定位看
，协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
。陈丽是某直辖市社会组织总会法律顾问
，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，一些行业协会人员凭借与政府部门长期形成的人脉和行政依附
，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牵线搭桥
，扮演掮客
。比如 ，协会帮助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做政府工作申请上市 ，转手收取企业费用或在企业中谋取董事 、顾问席位；在制定行业规范 、向政府反映诉求或上报材料时

，协会将特定企业“推
 ”到政府视野中，帮助其获得重大项目或政策资金 。

曾在某中字头行业协会工作的邢雁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  ，尤其是国家性行业协会话语权大

，领导层常常被邀请参与评定5A级景区

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，掌握一定的筛选权
。这种权力一旦缺乏有效约束  ，极易被异化为利益交换的筹码
。

“形脱实不脱
”

学会协会的诞生

，有其特定历史背景 。

徐家良介绍，改革开放后  ，随着市场主体出现
，公共事务、社会事务与私人事务逐步分离
，政府开始将一些不便做  、做不好的事务交由领域协会来承担 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下属部门 。

问题也随之浮现

。徐家良说
，原本作为社会组织存在的协会
，在实际运行中却成了“二政府 ” ，该提供的社会服务没有做到位 ，不该介入的事项却越界

，运行不规范

、效率低下，成了权力寻租和腐败高发地带  ，对政府治理产生负面影响。

针对上述问题

，2015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  ，中央和地方按照“应脱尽脱
 ”原则全面推开脱钩改革  。按照“五分离  、五规范
”要求

，行业协会商会须在机构

、职能、资产财务  、人员管理及党建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分离

。2019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
、民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实施意见  ，公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名单。

徐家良说
，脱钩改革的目的是倒逼协会提升自身能力和运行效率
，增强服务行业的意识 ，不能再“躺在政府怀里 ”
，依赖行政资源承接项目
，领取经费  。而涉及国家战略
、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领域的行业 ，仍然需要跟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的协会 ，暂未实行脱钩

。

从整体进展看

，目前多数协会已完成脱钩。但与此同时，政府仍然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 ，把部分实操职能转移给协会来做

，因此，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除  。不过  ，在受访者看来

，脱钩理论上可以缩小协会腐败的空间
。例如，协会不再跟政府部门共用办公地点 、工作人员  ，“二政府
 ”的色彩会淡化；以前
，一些政府人员借着项目经费名义在协会里搞私人报销
，脱钩之后 ，上下级财政关系被切断或弱化
，这种现象应该会减少
。

不过
，正如李智伟梳理的被查官员通报信息 ，即使在2015年脱钩改革全面推开后 ，相当数量的学会
、协会官员持续被查处 。李智伟认为

，这表明脱钩并未完全切断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核心人事和利益纽带，某种程度上是“形脱实不脱”
。

同时  ，脱钩改革也给协会带来自我“造血 
”的压力
。徐家良说

，脱钩相当于把协会抛进自由市场，对其自身能力提出挑战 。脱钩后  ，协会的工作经费不再列入政府部门预算

，即便政府保留着购买服务的预算，也可以选择少买
、不买  ，协会必须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中谋生存 。

在政府资金和行政资源不再直接保障的做法下
，一些协会逐渐偏离非营利定位
，会员头衔买卖 、有偿评比表彰等新的乱象出现

。

正因如此 ，学会协会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之一。李智伟认为
，自2015年脱钩以来
，改革已走过十余年 ，进入攻坚阶段  。学会协会是行政权力延伸的典型领域 ，每年确定反腐重点领域时

，金融 、国企

、能源等传统领域长期在列，同时纳入新的领域  ，2025年是高校

，2026年则指向学会协会，这表明  ，反腐败斗争正剑指权力的灰色地带

。

如何治理

回归到如何让行业协会站在政府与企业之间

，承担服务行业、反映诉求  、规范自律的本位问题上，多位受访者认为  ，协会腐败并非单一原因所致
，既有权力残留

、政会不分的问题
，也有服务能力不足、生存压力倒逼的因素存在。要想压缩腐败空间 ，需要从内部治理  、外部惩戒和立法保障等方面
，构建一套系统性防治机制  。

首先
，还是要划清边界

。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的统一立法 ，相关规则分散在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中 ，法律层级较低

、内容碎片化。徐家良建议应加快推进社会组织领域立法

，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属性、职能边界  、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，用法律为模糊不清的政会关系画出“红线
”  。据他了解  ，民政部准备就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向国务院提交计划
。

一些地方已率先破题
。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《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条例》

，对收费行为作出明确限制，要求协会依法收费  ，不得只收费不服务

，不得多头
、重复收费，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付费
、捐赠或参加培训 、考核等活动 。

其次  ，监督机制应进一步建立
。从内部来看
，多位受访者指出
，协会规模普遍较小 ，领导容易搞“一言堂 ”
。

从外部监督来看
，受访者们表示
，在纪检监察机关将学会协会列为重点整治领域的基础上 ，还应该推动登记管理部门
、行业主管部门
、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 ，通过年检 、评估 、专项审计和执法检查等方式形成合力

，对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发现率和查处力度 。

李智伟还提到，应建立更明确的惩戒机制  ，对失信或违法的协会负责人实施行业准入限制 。同时

，对于损害行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应该允许检察机关或符合条件的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 ，强化外部约束

。

当然

，从更长远看，协会治理还是要解决“靠什么活 
”的问题。2025年9月  ，一位商会会长曾公开表示
，当前商会协会普遍面临活动组织难

、会员发展难、负责人接任难等困境  。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宏艳认为
，协会要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 ，关键在于找准市场需求痛点
，提高识别  、整合

、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
，提供更专业、更精准的服务增强自身“造血
”能力

。

在行业研究  、培训和咨询等传统服务之外 ，一些协会也在探索新的服务路径。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云曾表示 ，家具行业产业链长

、中小企业多、出海需求旺盛

，该协会围绕企业实际需求，打造“南海家具链供需平台 ”  ，为企业提供供需对接

，组织企业抱团参展  、产学研合作和专题培训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
、降低成本  ，提升区域产业整体影响力  。据其介绍

，该供需平台自2025年2月启动，已促成超5亿元的意向合作

。

虽有种种问题需要解决  ，但不可否认的是
，学会协会仍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。徐家良指出
，政府精力和资源有限 ，难以直接对接成千上万家企业
，而协会可以通过系统调研和信息整合
，再向政府反馈 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 ，从而减轻行政负担  。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

，社会组织也更贴近行业和市场一线，更容易根据实际需求作出及时回应
。

(应受访者要求  ，文中周建平
、邢雁 、陈丽为化名)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6年第6期